極端組織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迅速壯大，令伊拉克局勢再度緊張，更給世界地緣政治與能源格局帶來不確定性。伊拉克石油工業起伏跌宕的命運折射出一個事實：舊的能源安全觀和地緣政治思維，是全球油氣市場供需穩定的最大威脅。

　　美國的國際關系策略和地緣政治思維受制于它的能源安全觀——“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這是一種基于霸權理論和地緣政治思維的能源安全觀。

　　但石油安全最根本的保障在于石油市場的穩定。維持石油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保持穩定的價格預期，才能讓生產國和消費國的利益都得到保障。過去一個世紀，除了戰時經濟等特殊情況以外，全球石油供應并未真正中斷過。維持石油市場供需穩定的最大力量，往往并非政治因素，而是重大技術進步。

　　而目前的伊拉克局勢的癥結則在于，強權國家通過控制石油產地進而達到控制世界政治目的，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塑造國際政治體系。這種做法如不改變，類似伊拉克局勢的事件還會發生。

　　現實沖突與歷史糾葛

　　此番伊拉克危機，既有當下的各方利益沖突，更有歷史深處的復雜糾葛。從縱深處理解歷史上整個中東油氣地緣政治的變遷，方能理解目前中東的復雜。

　　由于獨特的油氣自然資源稟賦，一個多世紀以來，中東一直與西方列強呈現復雜博弈關系。二戰以前，英國在中東地區占有主導地位，美國勢力強大之后取代了英國在中東的地位。早在20世紀50年代，在“冷戰”思維主導下，美就將中東重要產油國伊朗作為全球能源斗爭的重要目標。其后，通過多種手段介入伊朗事務，漸次達到分割該國油氣儲藏的戰略目標，并對中東事務形成掌控。就其宏觀結果而論，二戰后石油體系被強行重塑。石油危機發生后，美國又不斷加固與中東另一產油大國沙特的密切關系。1980年至1988年，美出于政治均衡政策考量，為制衡中東反美力量，挑動兩伊戰爭。八年對壘，兩伊均被削弱，而美石油利益卻得以鞏固。上世紀90年代又燃起海灣烽火，目的是確保科威特和沙特能繼續穩定供應石油，戰爭使伊拉克元氣大傷。新世紀(28.37,-0.07,-0.25%)伊始，美又以擁有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繼續打擊伊拉克，其中一個原因(并非唯一原因)是，美國感覺沙特似乎不再可靠，需要控制伊拉克來保障中東石油的供應安全。

　　中東是世界石油工業的中心，半個多世紀以來，這里為了石油一共發生了七次戰爭。在美蘇并峙時期，由于擔心蘇聯的威脅，美國在處理蘇伊士危機、1973年石油禁運以及對待兩伊戰爭的外交政策上，還有所顧忌和保留。而隨著蘇聯解體和全球石油爭奪愈演愈烈，美國在海灣戰爭一役中，第一次在世界石油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直接實施軍事干涉，并從此在中東地區長期駐軍，用武力控制全球能源命脈。“9.11”事件發生后，美國采取先發制人戰略，發起對伊拉克的戰爭，通過“倒薩”行動控制伊拉克，進一步在石油競爭格局中增加砝碼。確保石油穩定供應不但是美國霸權的基礎，對它的歐洲盟國和日本也至關重要，這也是為什么這些國家愿意為戰爭提供人力和金錢支持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石油的真實成本應該包括其為控制石油而采取的軍事行為所付出的成本在內。

　　可以看出美國為了自身石油安全和鞏固全球霸權，在中東播云布雨，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長期以來(頁巖革命之前)受制于它石油供應的脆弱性。外力干預加上中東內部各國和各派別的紛爭，共同促成了今天的中東亂局。而無論歷史抑或當下，中東油氣地緣政治變遷，一直難于擺脫極其復雜的多重力量的交織博弈。

　　危機帶來累積效應

　　若此番伊危機持續發酵，其影響必將累積。

　　首先，最直接影響在于伊石油生產、出口是否大幅下降，從而影響全球供應?事實上，伊石油生產剛剛從近年來持續動蕩局勢與經濟制裁中恢復元氣。盡管2012年伊拉克成為歐佩克第二大石油生產國，但據EIA(美國能源信息署)統計顯示，從生產角度看，伊2012年每日油氣產量剛剛超越1989年水平;從出口角度看，2013年估計每日油氣出口量仍不及1980年水平。近年來伊石油工業復蘇艱難，也一度影響全球供應。但以當前局勢觀，ISIS又給伊局勢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短期看，ISIS主要盤踞伊北部，對該國南部的石油生產重地和出口要道，暫未構成重大影響。長期看，屢經戰火影響，伊石油工業發展面臨諸多難題。比如，伊西部沙漠地區，由于缺乏較平穩國內局勢，勘探潛在資源一直被擱置，未來石油開發前景并不明朗。

　　若以更寬廣的區域角度來看整個“大中東”局勢，近年北非與中東社會動蕩以來，這些國家石油減產累計已達300萬桶/日。因此，伊乃至中東局勢對全球能源遠期供應的影響，必將多層次釋放。在經濟復蘇預期影響下，最近國際能源署估計2014年全球石油需求量為9276萬桶/天，比2013年5月預期高出96萬桶/天。但目前局勢看，市場需求與中東供應形成了一定落差。

　　其次，伊危機的影響是否會導致石油價格劇烈波動?回顧歷史，發生在上世紀的第一次、第二次石油沖擊，曾給世界帶來所謂的“石油恐慌”。

　　但著眼當下，ISIS攪動的伊局勢還遠未對全球石油供應形成全局影響力。這是因為：一是，近年來，世界能源已加速“生產重心西移”進程。2013年，美石油產量增加110多萬桶/日。與此對照的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減產60萬桶/日;二是，隨著國際石油公司(IOCs)力量的壯大，其在世界市場范圍內配置石油資源的能力，也遠非過往時代可比。早在2012年7月，歐盟對伊朗石油禁運，就曾導致人們對是否爆發石油危機產生擔憂。但事實證明，活躍的全球能源貿易，使這種情況最終并不具備發生條件。因此目前從全局看，此次伊拉克危機對世界石油市場的價格影響力有限;但從局部看，不排除有引起短暫期貨市場風險溢價的可能性。

　　再次，盡管此次伊危機未必會對該國石油工業發展傷筋動骨，但其累加的負面效應是明顯的，長期或對其石油工業發展形成制約。歷史上曾有這樣的先例。2003年美伊戰爭，國內局勢混亂曾使伊拉克石油供應接連出現暫時性中斷，并最終演化為了累積性中斷的困難局面，給該國乃至世界石油供應以重創。

　　重塑石油秩序面臨悖論

　　伊危機是否波及全球能源秩序同樣引人思考。

　　此次伊危機出現后，奧巴馬拋出“中國搭車論”，在國際社會上指責中國在中東坐享其成。而由此聯系美逐步撤出中東、重返亞太的全球戰略布局，其借此契機敲打中國的意圖顯而易見。美不愿接受自己淡出中東可能導致的權力真空，更無法正視和平崛起的中國正當的利益訴求。然而美國卻有意忽略了，此次伊拉克危機是自身活動致使近年中東既有政治秩序打破、新秩序仍難于建立的必然結果。美國的這種霸權姿態，也給全球能源秩序帶來了變數。

　　一方面，從近期變化趨勢看，2013年美國能源生產大幅躍升，國內生產滿足了其84%的需求，對伊石油每日進口量降至上世紀90年代末水平，對歐佩克每日進口量降至1996年來最低水平。EIA預期到2015年，美進口油氣份額將降至22%。顯然，美對伊乃至中東持久以來的依賴有所降低;而2013年，伴隨中國油氣對外依存度上升，中國有8%的原油自伊進口。同時，中國也是伊最大的能源投資者。美對這種“倒掛”趨勢心情較為復雜。

　　另一方面，盡管美國近年頻繁打出“能源牌”試圖影響局勢，但仍需客觀看到，未來美國影響下的能源秩序是否變動、如何變動，取決于世界政治、經濟諸多力量的復雜合力：第一，美并不能完全撒手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中東主導權，忽視中東探明石油儲量占據世界一半左右的事實;第二，美盟友在中東能源進口領域擁有重要關切，尤其是歐盟，緩慢的經濟復蘇使其并不希望能源供給出現大的波動(2012年其在中東原油進口量達到1億噸左右，位居其進口量的第二位);第三，從戰略制衡角度看，中東能源地位的過分失落，是否導致俄羅斯能源議價能力的提高，乃至國際力量的提升，也在美的復雜考量中。

　　本質上，美在重塑新秩序中面臨的悖論，也反映了持續加大的世界能源利益交集與國際政治博弈之間的復雜關系。經濟全球化使各個國家都更多依賴一個穩定的全球市場。能源領域很多矛盾來源于市場，很多問題也可以借助市場來解決;同時，在舊的能源安全觀和地緣政治思維指導下，只有零和，沒有共贏，穩定的能源市場幾成奢望。因此，重建秩序的悖論恰恰說明，美方陳舊的能源安全觀亟待更新，新的全球能源治理機制也亟待形成。

　　原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構中主要有來自石油生產國的歐佩克組織，和來自OECD國家的IEA(國際能源署)，但這一架構無法涵蓋在世界能源體系中地位越來越重要的新興經濟體。世界能源新秩序的重塑，離不開更有現實意義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構的重新建立。

　　目前，伊拉克是中國第四大原油進口地。盡管此次危機目前并未對中國造成較大影響，但仍需密切關注能源版圖變化，未雨綢繆。而伊危機背后，美在全球政策領域逐步撤出中東、轉向亞洲的戰略動向，更亟需謹慎研判。

　　近年，美在其霸權思維指導下，聲稱重返亞太。這給亞太乃至整個世界局勢都帶來了威脅。在攪亂中東、北非局勢制造爛攤子后，美一路向東，再平衡亞太關系，事實證明帶有明確的戰略遏制企圖。因此，對于中國而言，需立足開放條件，妥善化解能源領域的不確定性難題，主動營造良好的國際能源合作空間，同時積極應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與挑戰。

　　而恰恰相反，對于在伊拉克乃至世界局勢中制造問題的各方而言，正如在廣袤阿拉伯地區流傳至今的智慧巨著《天方夜譚》所說，“不考慮事情后果者，必為時代所遺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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