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石化網訊 11月12日發布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在生態文明制度的體系建設中，制訂綠色、循環和低碳的產業政策至關重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王亦楠對21世紀經濟報道解釋，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正面臨著能源緊缺和環境污染的巨大壓力，必須尋找既節約資源又環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來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
因此，能源產業的綠色循環低碳轉型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王亦楠對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廉價能源為支撐，減輕社會負擔也需要廉價能源。因此，能源結構轉型不僅要強調綠色，還要強調其經濟效益，不能單純為綠色而綠色。
能源緊缺和環境污染雙重壓力
《21世紀》：為什么您認為能源產業是我國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關鍵？
王亦楠：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正面臨著能源緊缺和環境污染的雙重壓力。
首先談能源緊缺問題。2009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超過30億噸標準煤，提前11年打破了本世紀初“用能源翻一番實現2020年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幻想；2009年我國原油(93.63,-0.25,-0.27%)進口1.99億噸，對外依存度首次超過50%的“國際安全警戒線”；201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達到32.5億噸標準煤，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盡管如此，我國人均能源消費卻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與美日發達國家的人均能源消費水平則差距更大。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的加速期，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銳突出。按照目前以煤炭為主導的能源結構，2020年我國將面臨至少10億噸標準煤的能源缺口。而根據中國工程院的研究，2050年我國人均裝機容量要達到美國2002年的人均裝機的一半水平，就得需要電力裝機24億千瓦，而常規能源發電即使發揮到最大能力也只能提供17億千瓦的裝機，距24億千瓦至少有30%的缺口。
再說環境污染。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嚴重破壞著生態環境。根據相關研究報告，我國的大氣污染屬于煤煙型污染，SO2、NOx、CO2排放的85%、煙塵的70%均來自于燃煤。我國63.5%的空氣環境處于中度或嚴重污染，南方城市中出現酸雨的比例占61.8%，全國酸雨面積占國土面積已經高達1/3。根據原國家環保總局的測算，我國環境容量的上限是：SO2為1620萬噸，氮氧化物為1880萬噸。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20年，我國SO2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將分別達到4000萬噸和3500萬噸，大大超過我國環境容量！
與此同時，我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際減排壓力。根據IEA的統計，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2007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而目前我國仍然以每年2-3億噸煤炭消費的絕對增量，不斷刷新著溫室氣體排放的最新記錄。如果不加快轉變能源發展方式、提高能源開發、加工和轉換效率、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實現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是難以實現我們許諾的2020年減排的國際承諾。
因此，歷史已經把我國推到了這樣一個位置：必須在碳排放受到抑制的世界里尋找出路，必須尋找既節約資源又環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來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能源產業的綠色循環低碳轉型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讓煤炭“綠起來”
《21世紀》：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我們能源產業轉型的難點，您認為煤炭產業應該如何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
王亦楠：根據對能源需求和能源供應的預測，現在以至將來(直到2050年甚至更晚)煤炭將一直是我國能源結構中的主力，并且在未來二三十年內，煤炭年消耗的絕對量仍然會繼續增加(在總能源中的比重應逐步下降)。
煤炭在我國的利用方式一直非常粗放：受制于回采技術的限制，我國目前煤礦平均回采率不足40%，大大低于75%的國家標準，而美國煤礦回采率多在80%甚至90%以上；我國原煤的洗選比例也僅為50%，落后發達國家10多個百分點；我國煤炭的使用效率為30%左右，比發達國家低近10個百分點。2010年我國共生產原煤32.4億噸，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68%，如果在上述任何一個環節上提高一定比例，都將產生巨大的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高含灰、高含硫、高含水的低質煤約占我國煤炭資源總量的40%，造成了煤炭整體使用效率低下，原煤洗選環節可在源頭上控制煤炭的污染、減少發電企業脫硫和除塵的負擔，還可以將大量的煤矸石分離出來，大大節約了運輸成本。
比如，曾有統計計算，煤礦回采率和利用效率分別提高10%的話，多出來的煤炭資源所產生的發電量，就能抵得過幾十個三峽，數百倍于當前正在運行的核電站。
煤炭作為我國重要的基礎性能源，從開采、洗選、運輸、轉化和利用各個環節都有很大的節能潛力。讓煤炭的使用“綠起來”，是我國能源結構綠色循環低碳轉型的重要戰略之一。
近年來，國家對煤炭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煤炭的安全生產方面，特別是2004-2005年接連發生了幾起上百人的事故之后，安全成了煤炭發展的重中之重。相比于風電、核電在政策東風下獲得的狂飆式增長，占到全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高達68%的煤炭，在其高效和清潔化利用上還缺少一個清晰的國家戰略。潔凈煤技術雖然早已列入規劃，但一直缺乏具體的政策細則支持。
既然煤炭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還要占據能源結構的主導地位，建議盡快從政策上、技術攻關上開展煤炭產業的“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研究。
可再生與常規能源混合應用
《21世紀》：在煤炭的清潔利用之外，也應該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您有哪些政策建議？
王亦楠：“十一五”期間以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被納入優先發展領域，但是直到目前可再生能源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比重還處于極低的水平(2009年只占我國全部發電量的1.24%)，與其豐富資源量相比，還有極其巨大的潛力可挖。
另外，可再生能源在我國中長期能源發展戰略中的定位也不清楚，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各提各的指標，各打各的仗”。幾年下來出現了種種問題，如風電和太陽能產能過剩、生物質發電燃料價格高漲等等。可再生能源是解決我國能源短缺、替代化石能源的最重要戰略選擇。在當前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與常規能源相比還不具備成本優勢的情況下，必須結合我國國情、因地制宜地確定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各自的開發利用方向和發展規模，深入研究各種可再生能源資源之間如何實現優勢互補，以及當前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利用如何實現優勢互補。切忌盲目照搬國外的發展模式和不切實際的大躍進式的“替代”化石能源。
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可再生能源發電還并不具備足夠的成本優勢條件下，可再生能源與常規能源之間可以相互結合、優勢互補，這不僅緩解了可再生能源目前面臨的高成本障礙，而且還能在目前傳統能源所主導的領域創造很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
可再生能源和常規能源的優勢互補可以根據一個地區的資源和工業條件有多種多樣的技術選擇。比如在農業大省，可以用生物質能改造實現燃煤小火電的“綠色轉型”。近幾年來，關停小火電在取得節能減排顯著成效的同時，也在部分地區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影響冬季供熱、造成很大投資損失和人員安置問題。而我國燃煤小火電機組2/3分布在農林剩余物資源豐富的山東、江蘇、河南、河北等10個農業大省。如果用當地富余的秸稈替代煤炭做為燃煤小火電廠的燃料來源，則既能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供熱，又能盤活小火電資產、獲得多種經濟效益，還為秸稈禁燒找到了出路。
在現階段各種能源資源實現優勢互補，不僅極大拓寬了可再生能源的適用范圍，而且還避免可再生能源發電間歇性的弱點。所以，建議盡快開展有關這種可再生能源和常規能源混合應用模式的相關激勵政策。
如何處理發展與經濟效益關系？
《21世紀》：能源產業轉型在強調綠色循環低碳，如何處理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王亦楠：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的約束除了能源稀缺、環境保護、能源安全，還必須應對低碳發展所帶來的高額能源成本。能源成本是當前發展清潔能源的一個主要障礙。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廉價能源為支撐，減輕社會負擔也需要廉價能源。因此，能源結構轉型不僅要強調綠色，還要強調其經濟效益，不能單純為綠色而綠色。長期依靠國家補貼生存的綠色能源技術是不值得推廣的，也是不符合我們發展中國家的國情的。依靠科技創新、解決清潔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高成本問題，是現階段的首要任務。
需要說明的是，經濟效益包括當前的和未來的兩個方面。有些綠色能源技術比如太陽能發電、纖維素乙醇雖然當前不具有經濟優勢，但是未來5-10年內卻存在著巨大的成本下降空間，可以與火電、汽油相媲美。對于這樣的技術，我們應適時出臺政策措施推動科技創新。
推動能源科技創新，應將有限的資源優先集中到最有可能解決我國能源短缺問題的科學技術問題，如提高我國火力發電效率的研究、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大規模并網的研究、低成本的太陽能光伏發電和光熱發電研究、以纖維素乙醇為代表的生物燃料開發等先進技術；而不是優先投入那些耗資巨大卻不切實際的能源技術，如受控熱核反應、氫燃料電池汽車等等。所以，選擇什么樣的綠色能源技術重點研究、在什么階段達到什么目的，應根據我國的資源稟賦、經濟實力、研發基礎有清晰的戰略部署，不能脫離國情、盲目追隨國外，浪費寶貴的研發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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