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過去五年我國經濟運行的背景有什么特點
199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三方面大的轉折。
一是在總量關系上從短缺轉變為相對過剩。供大于求的失衡成為供求關系的常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從生產領域、供給領域轉移到了需求領域、消費領域。這種變化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1999年，中央已經提出明確判斷，短缺已經過去。2001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再次提出，擴大內需應當成為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
二是在改革層面，局部經濟關系的調整轉變為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原有體制遺留和前期改革措施不完善導致的矛盾在這一期間集中顯現。例如兩種就業制度的并軌、糾正“撥改貸”留下的問題等。過去幾年陸續實施的“再就業服務中心”、“債轉股”、“有償解除勞動合同”、“充實社會保障基金”等政策本質上都是在理順轉軌時期的社會經濟關系。
三是在對外開放上，前期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等主要受惠于“開放”的階段已經轉變為需要重點應對外來競爭和防范外部風險的階段、更大程度上支付開放“代價”的階段。
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入世的挑戰、歐洲等國際市場上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浪潮，一直到近期石油安全問題再次尖銳等，都體現了這一變化。
二、過去五年經濟政策的效力如何
在過去五年中，在多方面矛盾集中釋放的過程中，我國的經濟發展能夠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社會主要經濟：關系總體協調、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民經濟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實現這樣一個局面是實屬不易的。其中，過去五年來的經濟政策體系在左右大局、調控總量、協調矛盾、應對危機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就經濟發展看，過去五年的主要成績在于五個方面。
一是通過強力的擴大內需政策保持了國民經濟在高增長區間的穩定運行。從1998年起，我國學術界的一個有趣的爭論是，中國是否進入了“通貨緊縮”。因為“規范”的通貨緊縮應當是經濟負增長與物價負增長并行。在過去五年中，中國雖然在大多數時間內物價呈現為負增長，但國民經濟仍穩定地維持在較高增長區間運行。這種物價與經濟增長的背離應當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我們堅決地貫徹執行了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1993年到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呈現出了連年下滑的明顯態勢。是1998年“確保經濟增長8％”的政策挽住了這種不良勢頭。再加上此后的一系列調控政策，我們才有了過去五年的穩定增長和過去兩年的中國“一花獨秀”局面。
二是產業結構已經出現明顯升級，基礎產業、高科技產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等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產業結構來說，過去五年的調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九五”后半期的三年和“十五”迄今的兩年。前三年重點在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調整產業組織。“關井”、“限產”、“整治五小”等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后兩年的重點在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帶頭產業。2002年我國的家電業在財務狀況、國際市場、技術升級、產權改造等多方面都實現了明顯“突圍”。2001年時人們還在為彩電的全行業虧損擔憂，但2002彩電的出口和盈利狀況已經成為人們討論中國是否已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例證。整個“九五”期間中國的汽車業都面臨供大于求的明顯失衡。但2002年成為了中國的“汽車元年”，汽車產量、銷量的增長都達36％，其中轎車產量增長50％以上。
三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五年前交通部最好的公路專家都不敢想象，今天中國會擁有2．8萬公里高速公路，成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排名第二的國家。目前全國有二十多個城市提出要建地鐵或城市輕軌。城際快速軌道交通也已經在很多地方進入戰略規劃。大中城市的規模擴張實際上是我國“十五”期間實現為“一花獨秀”的主要支持因素之一。
四是城鄉人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過去五年，我國不僅實現了城鄉人民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觀察人民收入不僅要看工資水平，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農村人均純收入水平等，還應當注意到很多非貨幣收入和制度性保障的改善。例如城鎮職工的節假日閑暇時間大大增加，城市普遍實行了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費制度等。
五是在國際競爭中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主動權。從1999年中美之間簽訂了關于中國“入世”的雙邊協定起，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問題再次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事實是，很多人們擔心的產業正在顯現出新的潛力。2002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不僅沒有被國際競爭者征服，反而出口增長達12％。外國投資者參與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投資勢頭正如火如荼。“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爭論反映著，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正在被爭取配置到中國來。實際上，過去五年中我國石油、石化產業在國際油價大幅動蕩的背景下也顯現出了相當高的抗風險能力。
三、過去五年工作經濟政策主要經驗何在
在過去五年中，我國的經濟政策體系處于多方面調整的過程中。其中影響較大的政策包括，擴大內需的政策(例如1999年國務院12號文件、積極的財政政策)，農業及農村發展政策(例如敞開收購、順價銷售的糧食政策)、產業調整及結構升級政策(例如堅決關停“五小”、淘汰過剩生產能力的政策)、就業政策(例如建立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政策)、金融風險防范政策(例如規范金融系統及資本市場的政策)、促進區域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例如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等。
值得強調的是，在過去五年的政策代價中，調整總量關系的政策代價與體制轉軌代價(例如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產業發展代價(例如技術改造財政貼息)、制度建設的代價(例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糾正前期改革措施缺陷的代價(例如債轉股)等交織在一起。發展與改革、短期與長期的政策目標實際上是相互融合的。很多方面的政策代價是過去矛盾累積的代價(例如“勞動力要素脫出舊體制”在前期改革中明顯滯后)。而且很多政策代價實際上還將繼續施惠于以后的發展(例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制度建設)。
在過去五年的經濟發展中，我們也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其中特別值得總結的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就業政策。1997年下半年開始，國有企業職工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是“九五”計劃始料未及的。但“下崗”高潮出現以后，通過中央與地方政府、企業的共同努力和“再就業服務中心”，這樣一種過渡形式，把確保基本生活來源調整為首要政策目標，使我們相當成功地應對了一場社會矛盾激化的危機。更值得強調的是，過去五年是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轉移政策從“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變為積極、有序流動的五年。這五年中，農村富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向城鎮轉移的制度性門檻大大降低。可以說，我們已經成功應對了第一輪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高潮。此外，過去五年是市場化就業程度最高的五年。一個明顯例證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已經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完成。
二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體系中持續采取了“技術改造財政貼息”的內容。調控總量關系的短期性政策延伸到了產業發展、產業技術升級等中期性產業政策領域，這是我國政策體系在宏觀調控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創造。這個政策不僅極大地放大了財政政策啟動投資需求的規模，而且其促進我國產業升級的效果還將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持續顯現。
三是在農業中大力推進“一退三還”、“坡地休耕”等政策，通過財政援助下的資源、要素退出方式“積極”，地平衡糧食供求關系。在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中，產業“退出”政策將可能是最亟待完善的政策部分。
四是鼓勵消費與促進增收、調整社會公平杠桿相結合的政策體系。在連續降息、啟動消費信貸等措施基礎上，給公職人員加薪、建立最低生活費保障制度、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完善社保體系等都對改善社會經濟預期發揮了良好作用。“恢復征收利息稅并用于完善社保”的政策也是刺激消費和調整社會公平杠桿并用的有效政策。
五是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及時采取法律性、行政性措施。“九五”計劃曾設想主要通過征收資源采掘費等市場化手段促進可持續發展，但1998年以后采取了全面“禁采”、“禁伐”等措施，堅決關停污染嚴重的“五小”，這些經驗具有相當長遠的意義。
此外，在“國企三年脫困”、防范金融風險、發展與規范資本市場、推進壟斷性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促進就業崗位增加等方面的政策上也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
四、對2003年的經濟形勢應當如何判斷
當前看，我國經濟運行仍處于良性運行區間。預期2003年的經濟增長仍將在7％以上，估計應有可能達7．5％。總體上看，財政收支、進出口、金融等層面在短期運行上仍可保持平穩態勢。但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有三個方面。
一是價格的連續下滑。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2月，居民消費價格連續14個月再次運行在負增長區間。盡管2003年1月實現為正增長0．4％，但其背后是成品油和服務價格的上漲，零售商品物價仍是負增長。千萬不要低估價格緊縮可能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
二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尖銳。農民收入增長遲緩仍是農村市場難以啟動的根本原因。而農村市場不啟動，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觀。
三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還需要進一步調整。不僅西部大開發要繼續加大力度，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再振興也需要給予高度關注，和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相聯系，東北老工業基地有可能獲得新的市場化契機。
四是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應當注意到，當前我國和國外經貿矛盾的原因已經從“順逆差”問題轉向對就業崗位的競爭。“中國威脅論”的重要立足點是就業崗位向中國的轉移。四是國有經濟的內在運行機制仍未得到根本觸動。占有最優質資源的國有經濟運行效率仍決定著國民經濟整體的運行效率。
五、對未來短、中期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是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之外大大提升價格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更大程度地運用價格杠桿調整總量關系。
二是更大程度地采取政府援助下的產業退出政策，加快過剩生產能力的淘汰和技術工藝設備的升級換代。
三是財政政策應當更大程度地從一般性的生產建設投資上轉變到承擔體制轉軌代價上來，其中重點探索發超長期國債的金融手段創新。
四是適度調整“十五”中關于結構升級的思路，加大對制造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從2002年的情況看，制造業是促進出口、增加就業、提升國際競爭力、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等的主力軍之一。
五是堅定不移地推進城市化，對大中城市的規模擴張和城市重心外移等趨勢決不要潑政策“冷水”。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制造業和城市化是驅動中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輪子”。
據：《北方經濟》
199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三方面大的轉折。
一是在總量關系上從短缺轉變為相對過剩。供大于求的失衡成為供求關系的常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從生產領域、供給領域轉移到了需求領域、消費領域。這種變化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1999年，中央已經提出明確判斷，短缺已經過去。2001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再次提出，擴大內需應當成為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
二是在改革層面，局部經濟關系的調整轉變為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原有體制遺留和前期改革措施不完善導致的矛盾在這一期間集中顯現。例如兩種就業制度的并軌、糾正“撥改貸”留下的問題等。過去幾年陸續實施的“再就業服務中心”、“債轉股”、“有償解除勞動合同”、“充實社會保障基金”等政策本質上都是在理順轉軌時期的社會經濟關系。
三是在對外開放上，前期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等主要受惠于“開放”的階段已經轉變為需要重點應對外來競爭和防范外部風險的階段、更大程度上支付開放“代價”的階段。
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入世的挑戰、歐洲等國際市場上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浪潮，一直到近期石油安全問題再次尖銳等，都體現了這一變化。
二、過去五年經濟政策的效力如何
在過去五年中，在多方面矛盾集中釋放的過程中，我國的經濟發展能夠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社會主要經濟：關系總體協調、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民經濟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實現這樣一個局面是實屬不易的。其中，過去五年來的經濟政策體系在左右大局、調控總量、協調矛盾、應對危機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就經濟發展看，過去五年的主要成績在于五個方面。
一是通過強力的擴大內需政策保持了國民經濟在高增長區間的穩定運行。從1998年起，我國學術界的一個有趣的爭論是，中國是否進入了“通貨緊縮”。因為“規范”的通貨緊縮應當是經濟負增長與物價負增長并行。在過去五年中，中國雖然在大多數時間內物價呈現為負增長，但國民經濟仍穩定地維持在較高增長區間運行。這種物價與經濟增長的背離應當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我們堅決地貫徹執行了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1993年到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呈現出了連年下滑的明顯態勢。是1998年“確保經濟增長8％”的政策挽住了這種不良勢頭。再加上此后的一系列調控政策，我們才有了過去五年的穩定增長和過去兩年的中國“一花獨秀”局面。
二是產業結構已經出現明顯升級，基礎產業、高科技產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等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產業結構來說，過去五年的調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九五”后半期的三年和“十五”迄今的兩年。前三年重點在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調整產業組織。“關井”、“限產”、“整治五小”等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后兩年的重點在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帶頭產業。2002年我國的家電業在財務狀況、國際市場、技術升級、產權改造等多方面都實現了明顯“突圍”。2001年時人們還在為彩電的全行業虧損擔憂，但2002彩電的出口和盈利狀況已經成為人們討論中國是否已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例證。整個“九五”期間中國的汽車業都面臨供大于求的明顯失衡。但2002年成為了中國的“汽車元年”，汽車產量、銷量的增長都達36％，其中轎車產量增長50％以上。
三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五年前交通部最好的公路專家都不敢想象，今天中國會擁有2．8萬公里高速公路，成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排名第二的國家。目前全國有二十多個城市提出要建地鐵或城市輕軌。城際快速軌道交通也已經在很多地方進入戰略規劃。大中城市的規模擴張實際上是我國“十五”期間實現為“一花獨秀”的主要支持因素之一。
四是城鄉人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過去五年，我國不僅實現了城鄉人民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觀察人民收入不僅要看工資水平，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農村人均純收入水平等，還應當注意到很多非貨幣收入和制度性保障的改善。例如城鎮職工的節假日閑暇時間大大增加，城市普遍實行了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費制度等。
五是在國際競爭中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主動權。從1999年中美之間簽訂了關于中國“入世”的雙邊協定起，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問題再次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事實是，很多人們擔心的產業正在顯現出新的潛力。2002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不僅沒有被國際競爭者征服，反而出口增長達12％。外國投資者參與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投資勢頭正如火如荼。“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爭論反映著，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正在被爭取配置到中國來。實際上，過去五年中我國石油、石化產業在國際油價大幅動蕩的背景下也顯現出了相當高的抗風險能力。
三、過去五年工作經濟政策主要經驗何在
在過去五年中，我國的經濟政策體系處于多方面調整的過程中。其中影響較大的政策包括，擴大內需的政策(例如1999年國務院12號文件、積極的財政政策)，農業及農村發展政策(例如敞開收購、順價銷售的糧食政策)、產業調整及結構升級政策(例如堅決關停“五小”、淘汰過剩生產能力的政策)、就業政策(例如建立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政策)、金融風險防范政策(例如規范金融系統及資本市場的政策)、促進區域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例如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等。
值得強調的是，在過去五年的政策代價中，調整總量關系的政策代價與體制轉軌代價(例如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產業發展代價(例如技術改造財政貼息)、制度建設的代價(例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糾正前期改革措施缺陷的代價(例如債轉股)等交織在一起。發展與改革、短期與長期的政策目標實際上是相互融合的。很多方面的政策代價是過去矛盾累積的代價(例如“勞動力要素脫出舊體制”在前期改革中明顯滯后)。而且很多政策代價實際上還將繼續施惠于以后的發展(例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制度建設)。
在過去五年的經濟發展中，我們也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其中特別值得總結的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就業政策。1997年下半年開始，國有企業職工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是“九五”計劃始料未及的。但“下崗”高潮出現以后，通過中央與地方政府、企業的共同努力和“再就業服務中心”，這樣一種過渡形式，把確保基本生活來源調整為首要政策目標，使我們相當成功地應對了一場社會矛盾激化的危機。更值得強調的是，過去五年是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轉移政策從“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變為積極、有序流動的五年。這五年中，農村富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向城鎮轉移的制度性門檻大大降低。可以說，我們已經成功應對了第一輪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高潮。此外，過去五年是市場化就業程度最高的五年。一個明顯例證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已經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完成。
二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體系中持續采取了“技術改造財政貼息”的內容。調控總量關系的短期性政策延伸到了產業發展、產業技術升級等中期性產業政策領域，這是我國政策體系在宏觀調控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創造。這個政策不僅極大地放大了財政政策啟動投資需求的規模，而且其促進我國產業升級的效果還將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持續顯現。
三是在農業中大力推進“一退三還”、“坡地休耕”等政策，通過財政援助下的資源、要素退出方式“積極”，地平衡糧食供求關系。在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中，產業“退出”政策將可能是最亟待完善的政策部分。
四是鼓勵消費與促進增收、調整社會公平杠桿相結合的政策體系。在連續降息、啟動消費信貸等措施基礎上，給公職人員加薪、建立最低生活費保障制度、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完善社保體系等都對改善社會經濟預期發揮了良好作用。“恢復征收利息稅并用于完善社保”的政策也是刺激消費和調整社會公平杠桿并用的有效政策。
五是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及時采取法律性、行政性措施。“九五”計劃曾設想主要通過征收資源采掘費等市場化手段促進可持續發展，但1998年以后采取了全面“禁采”、“禁伐”等措施，堅決關停污染嚴重的“五小”，這些經驗具有相當長遠的意義。
此外，在“國企三年脫困”、防范金融風險、發展與規范資本市場、推進壟斷性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促進就業崗位增加等方面的政策上也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
四、對2003年的經濟形勢應當如何判斷
當前看，我國經濟運行仍處于良性運行區間。預期2003年的經濟增長仍將在7％以上，估計應有可能達7．5％。總體上看，財政收支、進出口、金融等層面在短期運行上仍可保持平穩態勢。但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有三個方面。
一是價格的連續下滑。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2月，居民消費價格連續14個月再次運行在負增長區間。盡管2003年1月實現為正增長0．4％，但其背后是成品油和服務價格的上漲，零售商品物價仍是負增長。千萬不要低估價格緊縮可能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
二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尖銳。農民收入增長遲緩仍是農村市場難以啟動的根本原因。而農村市場不啟動，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觀。
三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還需要進一步調整。不僅西部大開發要繼續加大力度，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再振興也需要給予高度關注，和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相聯系，東北老工業基地有可能獲得新的市場化契機。
四是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應當注意到，當前我國和國外經貿矛盾的原因已經從“順逆差”問題轉向對就業崗位的競爭。“中國威脅論”的重要立足點是就業崗位向中國的轉移。四是國有經濟的內在運行機制仍未得到根本觸動。占有最優質資源的國有經濟運行效率仍決定著國民經濟整體的運行效率。
五、對未來短、中期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是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之外大大提升價格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更大程度地運用價格杠桿調整總量關系。
二是更大程度地采取政府援助下的產業退出政策，加快過剩生產能力的淘汰和技術工藝設備的升級換代。
三是財政政策應當更大程度地從一般性的生產建設投資上轉變到承擔體制轉軌代價上來，其中重點探索發超長期國債的金融手段創新。
四是適度調整“十五”中關于結構升級的思路，加大對制造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從2002年的情況看，制造業是促進出口、增加就業、提升國際競爭力、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等的主力軍之一。
五是堅定不移地推進城市化，對大中城市的規模擴張和城市重心外移等趨勢決不要潑政策“冷水”。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制造業和城市化是驅動中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輪子”。
據：《北方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