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發展難以離開自己的資源優勢，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需要為資源優勢尋找順應潮流的出路。就中國的能源而言，就是需要為煤炭尋找低碳清潔的出路。

根據國家能源局數據，7月全社會用電量為6824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3%，其中，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982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3.8%。用電需求增長，說明經濟也在穩步復蘇中。

如果疫情過后，逆全球化成為常態，能源結構向國內自有的能源轉變，將不利于資源的全球化配置，也不利于全球協同應對氣候變化。一個國家的發展難以離開自己的資源優勢，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需要為資源優勢尋找順應潮流的出路。就中國的能源而言，就是需要為煤炭尋找低碳清潔的出路。

中國目前依然是“生產型”，而不是“消費型”的能源消費結構。以電力為例，美國的商業和居民用電接近76%，而中國僅30%。從直接煤炭消費流上看，絕大部分的煤炭都是由第二產業消費，最終的煤炭消費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用于直接消費，三分之二用于資本形成(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化石能源依然是中國能源安全的基本保障，與發達國家相比，相對非常低的人均資本存量，決定了中國能源電力需求還將保持較高的增長。當然，增加人均資本存量的時間跨度較長，而且會受到階段性發展目標和內外部宏觀經濟的影響。

對于中國來說，低碳清潔轉型要求大幅度減少煤炭消費占比，控制煤炭消費。減煤、控油、加氣是近幾年化石能源轉型的基本特征。而且，現階段中國減少煤炭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治理具有一致性，減煤相對比較容易執行，雖然煤炭占中國能源結構的比例每年下降大概1%，但貢獻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石油和天然氣。可再生能源成本雖然大幅下降，但對改變能源結構的貢獻不是很明顯。從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來看，水電相對穩定，風電光伏增長速度快，但由于占比太小，短期難以做出很大貢獻。因此，只有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當可再生能源比例足夠大時，才有可能在滿足能源需求的同時替代煤炭。因此，短中期新能源和化石能源都將增長。

現有的能源結構使得中國低碳轉型難度很大，比較快的煤炭替代的重要條件是能源需求必須很低。從中國近幾十年發展歷程看，能源電力需求和GDP的關系很不穩定，這是因為能源電力需求過于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能源電力消費都占總消費的60%左右)。重工業對經濟運行狀況最敏感，而放大經濟狀況對能源電力消費的影響，使得能源和電力消費與GDP的大幅度偏離成為可能，能源消費和電力消費大幅度波動難以避免。

目前中國依然處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能源需求難以預測。能源需求的確出現過2015年的“低點”(能源電力需求增長1%以下)，但之后很快回升。“站高言高”的需求預測、能源規劃和投資，使得電力產能大過剩、大短缺難以避免。除了穩定的GDP，還需比較穩定的能源消費結構，能源消費波動才可能縮小。因此，“十四五”規劃和2030年能源電力預測需要謹慎。

中國低碳清潔轉型策略需要兼顧能源成本和能源安全，否則現實中難以兌現。“清潔”煤炭的利用受到高成本和碳排放的約束，因此需要考慮逐步“凈零碳排放”轉型策略，給予低碳清潔轉型更大的經濟靈活性，這將有益于降低轉型成本，使得轉型更具有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煤炭的高排放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決定了煤炭是中國低碳清潔轉型的核心問題。煤制氣和煤制油的基本立足點是環境污染轉移，降低污染成本和保障能源安全，煤炭與其他能源有效互補也是煤炭清潔低碳發展的重要方面。“清潔煤”利用包括整個產業鏈的清潔化和效率提升。由于火電強力鎖定，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需要持續推進。

可以預見，未來清潔能源系統中，儲能是核心，光伏的潛能最大。電動汽車不僅是清潔和石油替代，還可能成為電力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抑制由于居民電力消費增長和新能源比例擴大所導致的電力系統成本上升做出貢獻。

能源轉型能夠創造經濟機會，但也面臨著不同的政治經濟現實。新能源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今后發展的矛盾焦點是基礎設施建設。目前順應潮流的能源互聯網、智慧能源、多能互補、能源微電網等，都可以提高整體能源系統的效率。另一方面，對于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和波動性問題，大電網和分布式儲能都可以相應解決。然而，大電網和儲能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技術路徑和不同的經濟成本。中國利用大電網的成本可能越來越高，而儲能的成本卻是越來越低，所以儲能依然是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主要解決方案。

任何政府的能源目標都包括支持經濟增長、實現環境的可持續、保障能源安全和普遍能源服務，這就是“能源三角”，政府通常使用能源價格和能源補貼來平衡這三個能源目標。一般而言，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能源發展目標，發展初期重經濟，發展后期隨著收入提高而注重環境，這就是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能源安全從來都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能源電力政策目標平衡意味著中國2030年能源發展路徑是靠兩條腿走路，即煤炭清潔低碳發展和新能源的快速增長。能源電力規劃需要體現安全、成本和系統效率。

一個有效的能源系統應該為所有人提供可持續、安全、可負擔和可獲得的能源。從環境治理的角度出發，一些環境污染可以治理，但大部分環境污染需要靠轉移。發達國家的清潔低碳常常是以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排放為代價的，中國高耗能由東部往西部轉移，也說明了這個道理。因此，鑒于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和定位，平衡能源三大目標，兼顧經濟發展、環境可持續和能源安全，中國清潔低碳發展轉型需要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