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紐約商品交易所輕質原油期貨價格已經超過了105美元/桶，您認為當前的石油價格高企是什么因素造成的？石油供給、能源需求和美元疲軟分別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蔣耒文：石油資源的長期供給是其中一個因素：從長期來看，世界范圍內的石油資源的確面臨枯竭的壓力。但從短期來看，國際油價的增長主要還是市場因素造成的。一方面，OPEC國家為了減輕自身壓力，對石油出口進行了一定的控制。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大國在工業化過程，能源需求也的確是在不斷增長，當然，將世界油價增長的責任全部歸于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的。

　　另外，目前美元的疲軟也是世界油價高漲的原因之一。另外，美國在此次油價上漲潮中沒有釋放原油儲備以平抑油價，而是繼續加緊儲備，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責。不過說美國政府故意操縱使油價居高，這似乎也欠妥當：生活在美國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美國國內百姓對油價持續增長也是怨聲載道。從宏觀經濟上，美國目前希望采取各種措施對抗衰退，說它故意操縱油價走高似乎也不合邏輯。事實上，美國政府也要面臨來自石油大亨的壓力，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

　　《第一財經日報》：能源價格高漲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國際市場環境之一，您認為高油價在哪些方面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構成了挑戰？

　　蔣耒文：中國的能源供給，主要是石油供給，在1993年出現了轉折點。在那一年中國成為了石油凈進口國。不過在1996年以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能源彈性系數是比較低的，可以說是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奇跡。但在此之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能源彈性系數突然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此后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目前，中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50%。

　　2007年中國進口原油達1.6億噸，價值近800億美元。其中，進口月平均價從年初的412美元/噸升至年末的643美元/噸，顯示國際油價對中國進口油價的沖擊作用非常明顯。

　　另外中國石油(行情 股吧)進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石油進口來源地非常集中。目前中國70%以上的石油進口來自中東和非洲地區，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不超過30%的安全警戒線。2007年中國從沙特阿拉伯進口原油2633萬噸，從安哥拉進口2500萬噸，從伊朗進口2054萬噸，從俄羅斯進口1453萬噸，從阿曼進口1368萬噸。自上述五國的石油進口占了去年中國石油進口的61.3%。對中東石油過分依賴，無疑將對石油進口的政治經濟風險產生放大作用，有損于中國在危機時期的石油供應安全。

　　例如，盡管中國與中東以及非洲的各個產油國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但是伊拉克戰爭的爆發還是一度影響了中國在當地的石油開發活動，造成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貿易收支多年來首次出現逆差，并且導致中國的石油公司戰前開發伊拉克石油的努力付諸東流。

　　《第一財經日報》：如何評估中國未來的石油需求，以及受國際市場影響的程度？

　　蔣耒文：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年液體燃料消費量將達到5.06億～5.41億噸，到2020年中國進口石油占石油總需求的百分比將激增至76%左右。因此油價的飆升的確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構成了較大壓力。

　　無論IEA的預測是否完全準確，大幅提高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中國能源一個大的發展趨勢，并且絲毫沒有轉變的跡象。石油供應安全與石油進口依賴程度是一種正相關關系，依賴程度越大，供應安全的風險就越高。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的石油進口量超過5000萬噸以后，國際市場行情的變化就會影響這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目前中國石油凈進口量已大大超過5000萬噸。

　　伴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的石油凈進口量還將進一步擴大。世界石油市場的供求變化、暫時和局部的短缺、油價的異常波動以及政治動蕩等，已經對中國石油供應產生一定的沖擊。石油安全問題已成為一個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緊迫的現實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應怎樣應對油價上漲帶來的能源安全問題？

　　蔣耒文：面對這樣似乎不可避免的能源壓力，我國政府提出建立“節約型社會”，探索能源和資源節約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十分明智的。加大國內勘探、海外找油、建立石油儲備和發展替代能源等也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另外，我們還可以利用《京都議定書》等國際合作機制，促進發達國家在能源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合作。

　　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為了減輕自身能源壓力，正在大力發展生物能源，即將糧食產品（主要是玉米）用于替代能源的生產。在美國，許多技術和操作層面的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但是這種做法在中國尚受到限制，主要是因為替代能源生產會干擾糧食生產。當然，中國作為人口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高度重視糧食生產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可能在糧食問題上依賴進口。但從長期來看，我們應該高度關注生物能源這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