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綠氫仿佛正經歷著一段復雜的時期。有人表示，看不懂。

今年年初，Darcy Partners報告稱，2023年全球共有1,418個氫能項目公告。這些項目的全球投資達到5700億美元，比2022年增長31%。

一時間，綠氫成為繼動力電池之后，又一個全球投資“新寵”。

于是，多個國家或地區開始規劃氫能產業布局，發放綠氫項目補貼，都要在這萬億市場份額中“分一杯羹”。

然而，不到半年，7中旬開始一個月時間里，國際上接連三個大型綠氫項目宣告取消以及失敗。

7月17日，澳大利亞礦業巨頭Fortescue下調其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綠氫相關項目的建設優先級，并裁員700人，放棄其雄心勃勃的2030年綠氫生產承諾。

8月14日，德國漢諾威市建造的污水廠可再生氫氣項目的計劃宣告失敗，并給當地政府留下了超過1000萬歐元賬單。

8月15日，丹麥可再生能源開發商Orsted宣布，取消其在瑞典的綠氫制甲醇項目，該項目原本將成為歐洲最大的綠色甲醇工廠。

無獨有偶，同一時間，國內多地也逐步收緊綠氫項目審批，并廢止多個項目。

7月，內蒙古在《關于落實內政辦發〔2024〕24號文件有關事宜的通知》中強調，風光制氫一體化項目批復后，應當在1年內達到實質性開工(完成計劃投資45%以上)，無法開工建設的，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門決定終止(撤銷)項目。

政策發布后沒多久，內蒙古就發布公告，6個綠氫項目被廢止。同時，據“全球氫能”觀察，7月19日至9月2日，內蒙古無一氫能項目備案，對比以前，每月均有多個氫能項目備案。

隨后，甘肅張掖、遼寧大連也發布類似規定，如在特定時間內未實質開工或進展緩慢以至于無法按時完成項目的，將被調出新增項目庫或撤銷示范項目。

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綠氫市場為何變化這么快?到底怎么了?

防止企業備而不建，地方政府收緊審批

從國內綠氫政策變化來看，主要是為了提高企業投資綠氫項目門檻。

風光制氫，被認為是解決風光資源富集地區綠電消納問題的重要方式，所以綠氫項目跟風光資源指標相關。

利用難以上網的“綠電”電解水制取氫氣，實現“電-氫轉化”，氫氣則不僅可以用于工業、交通、化工等領域，還能作為長時儲能，解決新能源發電間歇性問題。

因此，部分風光發電過剩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消納出路，希望通過綠氫項目來消納區域內可再生能源指標。

據國金證券研報，前兩年，內蒙古、新疆、吉林、寧夏、甘肅等地區均出臺綠氫產能規劃，并發布綠氫生產補貼政策，補貼額最高可達10元/kg。

與此同時，部分地區還放開了生產限制，明確綠氫生產項目可不入化工園區，且無需取得危化品安全生產許可。之前將氫列為危化品，其投資、土地、審批等環節門檻較高。

簡單來說，無需危化品安全生產許可直接突破了綠氫發展限制。這可以讓制氫更靠近應用端，降低建設和儲運成本，簡化審批手續，推動氫能規模化利用。

一系列利好政策出臺，讓資本蜂擁而至，可謂是“氫”裝上陣、火力全開。

據鋼聯能化數據，2021-2023年，國內綠氫項目數量直線上升，從10個增長到超100個。今年年初，我國綠氫項目規劃總投資超6000億元，約合全球氫能產業規模的2/3。

然而，綠氫項目開工率連年走低，GGII統計，2024年前7月新發布項目開工率已降至13%。

來源：GGII

制圖：環球零碳

地方政府想用風光制氫一體化項目來解決消納問題，并推動氫能產業的應用，而一些企業卻為了跑馬圈地賺快錢，有些缺乏技術和實力支撐，導致多數項目備而不建。

據高工氫電產業研究所(GGII)《中國電解水制氫項目數據庫》，截至2024年7月底，國內在建及規劃綠氫項目制氫總規模達到81GW，但已建成項目不足900MW，綠氫項目投建進度不及行業預期。

業內人士表示，之前有太多不靠譜的綠氫項目申報成功后卻遲遲不開工，導致政府一統計投資數字，挺喜人，一統計實際開工率，愁死人。現在看，是地方政府開始采取行動，調控這種現象了。

所以，地方政府更歡迎有技術、有人才，有充足資金實力來支撐項目落地的企業。

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所說：氫能產業的發展要充分吸取我國風電、光伏以及新能源汽車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要警惕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分割、低端重復開發，資源和資金的浪費等。

綠氫沒人買，全球項目紛紛停擺

不僅僅是國內的綠氫項目進展緩慢，從全球范圍來看，更加令人失望。

據IEA統計，截至2023年10月海外電解水制氫項目累計規劃超過670GW，按規模計算其中有99%尚未作出投資決議，仍處于項目提出、可研等的階段。

Robobank分析，鑒于該行業在世界范圍內的現狀，歐盟委員會提出到2030年實現1000萬噸本地綠氫生產，根本無法實現。

以荷蘭為例，其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4GW的氫能項目運營。然而，目前荷蘭還沒有部署氫能項目。

Aurora Energy Researc認為，今年上半年新建氫能項目遇到的實際問題，要比各公司2-3年前預期的要困難得多。

如果說，國內是為了防止企業一哄而上而收緊綠氫政策，那全球綠氫進展緩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從多個放棄綠氫項目的國外公司聲明中都發現，幾乎都提到：價格過高，需求很少，綠色燃料的市場發展速度不及預期。

以德國漢諾威污水廠可再生氫氣項目為例，2021年時估算項目成本約為2500萬歐元，到今年項目被取消時，成本已經增加了五倍，達到約1.36億歐元。成本激增的同時，氫氣價格也不確定，以致于沒有人愿意為了無底洞般不確定的綠氫費用買單。

一般來說，電力占1公斤綠氫50%到70%的成本。目前，在歐美國家，電力購買協議(PPA)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例如風能和太陽能混合的PPA，歐洲從2020年第四季度的40美元/兆瓦時上漲到2023年第四季度的近80美元/兆瓦時;美國則從30美元/兆瓦時上漲到近60美元/兆瓦時。

這大大增加了綠氫的成本。此外，荷蘭等一些歐洲國家的電網連接成本也在上升。相比于綠氫成本的飆升，現有的政府補貼就變得杯水車薪。

與此同時，在缺乏足夠碳約束的情況下，綠氫完全不具備和灰氫直接競爭的可能性。數據顯示，堿性電解水的成本約為1.9萬-3萬元/噸，是灰氫成本的1.3-3.8倍。

高價之下，很少會有下游買家愿意采購綠氫，難以找到長期買方，項目也就推遲或停滯了。

以Orsted的瑞典Flagship ONE電子甲醇項目為例，雖然在2023年獲得了歐盟資金支持，但由于未能找到愿意達成高價長協的買方而于9月宣布廢止。

這種情況之下，澳大利亞Fortescue宣布放棄其自行設定的2030年生產1500萬噸綠氫的目標，法國政府支持的公用事業公司Engie和挪威國有可再生電力公司Statkraft也推遲了新的綠色氫氣產能計劃。

總體而言，全球綠氫產業仍處于發展初期，產品、價格都遠未成熟，商業模式有待探索。從混沌到秩序化，需要一點時間，需要一點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