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中國的糧食造汽油項目正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局。

　　前幾年，石油價格持續上漲，政府覺得解決能源危機是一項重要任務，于是出臺各種措施，鼓勵生物燃料生產，其中包括玉米加工乙醇項目，某些省份據此強制要求汽車使用乙醇汽油。

　　但政府對汽油價格進行管制，乙醇生產企業向汽油供應商供應乙醇的價格被壓得很低。為保證燃料酒精生產企業保本微利，政府又出臺乙醇補貼政策。補貼激發了企業的投資熱情，各地紛紛上馬糧食造燃料酒精項目。

　　與此同時，糧食價格出現上漲趨勢。有人將此與玉米加工燃料酒精的投資熱聯系起來，得出結論：糧價就是由后者推動的。于是，國家發改委叫停玉米加工乙醇項目，暫停核準和備案玉米加工項目，并將對在建和擬建項目進行全面清理。

　　現在，人們的疑問是：政府是否取消了對現有玉米加工乙醇企業的補貼。如果一方面禁止投資者進入這個領域，另一方面給予現有企業以補貼，那等于授予現有企業以壟斷地位，是不公平的。更大的問題是：國家發改委現在的決定似乎表明，以前出臺的鼓勵玉米生產乙醇的措施是不正確的，那又如何證明這一次的決定是正確的？

　　玉米可以生產乙醇，這再次證明了一個很多人不愿意承認的事實：經濟意義上的能源之供應是沒有限度的。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油井的開采率；哪怕石油枯竭，人類也可以找到替代性能源。能源絕無可能出現“絕對”危機。

　　只是有一個前提：價格信號正常發揮作用。價格信號正常發揮作用，各種能源的供需將保持平衡，如果某種能源比如石油價格上漲，那將刺激人們提高石油利用率或開發替代性能源。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價格信號不受擾亂的制度環境下，整個社會才能把一種物品用于發揮其對人類最大效用的用途上。

　　就說玉米吧。玉米可以作為糧食供人食用，正是玉米和甘薯在明末從南美傳入中國，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才讓中國人口有較快增長。現代新技術又讓人們發現，玉米可以生產作為汽車燃料的乙醇。糧食對于人的生存當然十分重要，而乙醇燃料對于改進人們的生存狀態，同樣十分重要。一個社會得在這兩個不同用途之間做出選擇。關鍵是，誰來選擇，怎樣選擇，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

　　可以設想兩種選擇方式：要么由政府來選擇，要么由整個社會透過市場機制進行集體選擇。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為》中對此問題有過專門論述。計劃體制消滅了價格信號，因而，計劃當局根本無從確定用哪種方式建造一座房屋最“經濟”、最有效率，它甚至不清楚，為什么要建造房屋而不去建造垃圾站。簡言之，取消了價格體系，資源的不同配置對人的效用是無法進行計算的，計劃當局所做出的投資決策，必然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大效用。

　　價格信號受到政府管制因而無法正常運轉的時候，同樣如此，也許只是程度稍輕一些。今日中國是否到了尋找汽油之替代性產品的時候了？無人知道。

　　政府以為，中國已經到了必須發展替代性能源的時候。但是，汽油價格管制又導致乙醇生產無利可圖，政府錯上加錯，對玉米加工乙醇項目給予補貼，這很可能導致了乙醇生產過剩，在兩種可替代的用途中，玉米被過多地用于生產乙醇。假如本輪糧食價格上漲確與此有關，那應當受到指責的顯然不是乙醇生產企業：對企業來說，表現為補貼的收入與通過銷售而獲得的收入，沒有什么不同。相反，對乙醇項目的政府補貼擾亂了乙醇的價格信號，企業家無從通過利潤法則來確定，把本來用作糧食或者飼料的玉米轉而投入到燃料生產中是否值得。

　　由于政府在汽油與其替代性燃料兩個環節同時進行價格管制，所以，各路企業家無法在為中國消費者尋找替代性燃料的過程中做出“正確的”的決策：汽油供應緊張的時候，大家指責這些企業家沒有生產替代性燃料的熱情；到糧食價格上漲的時候，大家又指責這些企業家從大家的飯碗里搶糧食。

　　玉米究竟是用作糧食還是用作燃料最有利于中國人的福利？計劃當局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價格信號不受擾亂、進入壁壘不復存在的市場，才能做出正確的回答。因此，中國能否避免能源危機同時又避免糧食供應緊張，關鍵在于，能源市場、糧食市場是否處于“自然的自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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