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煤炭生產、消費第一大國，中國對煤炭的依賴，究竟到了怎樣的地步？

全球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涂建軍最新的研究成果顯示：以“十一五”末年（2010年）中國分省煤炭消耗數據為例，中國有20個省份的煤炭消耗量可以“比肩”全球前十大煤炭消耗國。其中，有五個省份的煤炭消耗量超過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分別是山東、山西、河北、內蒙古、河南。上述省份的煤炭消耗量僅次于美國、印度。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涂建軍認為，只有與進口相配合，中國煤炭生產總量控制才有保障，煤炭開采過度的問題就能得到較好解決。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數據，“十一五”末年，中國消費了全球47.5％的煤炭，比全球煤炭消費前十的大國的總和，還高出25％。中國提出了“十二五”能源消費以及煤炭產量的“天花板”，并將具體指標層層分配，希望以此實現總量約束，提高能源效率。不過，涂建軍提醒，上述政策容易陷入兩難境地，執行時需注意防止地方統計數據失真。

另一個與之伴生的問題是，如何通過統計數據的表象，衡量全球第二大引擎——中國經濟的溫度。這也是困擾經濟學界多年的問題，7月份，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在其最新報告中寫道，“曾經長期被作為中國工業生產近似指標的發電量，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對此，涂建軍建議用一攬子統計指標綜合研判國內經濟走勢。

眼下，中國經濟放緩已是不爭的事實。涂建軍建議，此時正是推進能源價格改革的好時機。同時，在速度與效益的博弈中，中國解決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矛盾，需要多線展開。

2020年核電裝機目標

　　宜定在6000萬千瓦左右

要考慮如何打破電力系統尤其是電網這一塊的壟斷。只有將電力行業體制上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制約因素破除掉，國內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潛力才有可能徹底釋放出來。

東方早報：在多煤、少油氣的國內資源格局下，中國是否難以告別對煤炭的依賴？

涂建軍：中國能源資源賦存具有“多煤、少氣、貧油”的特點，煤炭占到了國內化石能源儲量的大約95％，而常規的油氣資源確實難以滿足中國國內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所以中國對煤炭的過度依賴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擺脫。節能減排、加速全國煤炭消費量盡快見頂，在中國將是一個逐步、長期化解僵局的過程。（編注：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2011年，中國煤炭產量35.2億噸，約占一次能源生產總量的78.6％；煤炭消費總量35.7億噸，約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72.8％。當年，煤炭生產和消費總量同比分別增加2.1和1.9個百分點。）

東方早報：怎么告別對煤炭的過度依賴？

涂建軍：首先，雖然“十一五”期間政府部門已發力推進節能，但是節能這一塊在國內其實還有很大潛力可挖。“十一五”期間國內有20％的節能強度減排指標（即單位GDP能耗強度），“十二五”期間這個指標降到了16％。如果政府在節能領域能更多考慮資源環境約束，并加大各項法規標準的執行、監督力度，我感覺2015年全國能耗強度完全可以超過16％的目標。

另一個方面，就是化石燃料的低碳化替代。我主要指的是用天然氣這種相對清潔、相對碳排放強度低的化石能源替代煤炭。另外，國內可以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適度發展核電，在考慮到環境、外交約束的條件下適度發展水電。根據中國核電協會資料，目前中國已運行的核電機組有15臺，總裝機容量1256萬千瓦。如果2020年前核電運行裝機容量能夠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適度發展到6000萬千瓦左右的水平，這對降低能源行業對煤炭的過度依賴，意義重大。

最后就是可再生能源這一塊，尤其是風電、太陽能，要考慮如何打破電力系統尤其是電網這一塊的壟斷。只有將電力行業體制上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制約因素破除掉，國內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潛力才有可能徹底釋放出來。

能耗總量控制易陷兩難

2011年，中國煤炭生產已經是35.2億噸，如果要把2015年國內煤炭生產、消費總量控制在39億噸左右，留下的余量空間非常小。只有與進口相配合，煤炭生產總量控制才有保障。

東方早報：你對降低能耗具體有何建議？

涂建軍：從能源行業主管部門的角度來說，他們還是很想把中國過快的能源增長，尤其是過快的煤炭生產、消費總量控制住，所以說這個政策的出發點還是好的。但它在執行時比較難。

首先，中國煤炭行業生產、消費的真實水平到底在哪？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是存在很大疑問的。2011年，中國煤炭生產已經是35.2億噸，如果要把2015年國內煤炭生產、消費總量控制在39億噸左右，留下的余量空間非常小。按照“十一五”期間中國煤炭生產每年平均增長1.8億噸的水平來看，2015年39億噸左右的控制目標的實現壓力巨大。從政府行業管理的角度來講，從發布這類指標開始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如果將指標分解到地方并強制執行的話，很可能會讓中國煤炭統計失真的現象愈演愈烈。回過頭來講，如果這類指標只是用來表達一種美好的愿望，而不去具體執行，這類控制目標從發布出來的那一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我個人覺得，中國政府應該換個角度看問題，在煤炭生產這一塊，中國去年35.2億噸的煤炭產量就已經太高了，煤炭生產這一塊設一個總量控制指標還是合理的。但如果要把2015年國內煤炭生產總量控制在39億噸左右，消費量方面肯定會有缺口，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進口煤炭。只有與進口相配合，煤炭生產總量控制才有保障，國內煤炭開采過度的問題就能得到較好的解決。（編注：2009年開始，中國成為煤炭凈進口國，2011年以1.82億噸的進口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煤炭進口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國內煤炭進口量達1.4億噸，平均每個月進口2300余萬噸。而根據業內人士分析，當每月進口煤數量達到2000萬噸以上時，它就足以改變沿海煤炭市場的供求形勢，進而沖擊整個國內煤市。這對地方政府而言，無疑又是個兩難問題。）

至于能耗方面，國內現在過于注重經濟性，其實我們應該學習歐盟、美國的做法，盡量在耗煤、耗油、耗電過多的重點行業推行國際最好的技術。最后，國內需要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這一方面可以推動鼓勵國內企業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到國外真正的高新技術，讓國外的公司可以放心把自己最好的技術拿到中國市場應用。

一攬子指標衡量經濟溫度

我覺得最直截了當、最需要做的，就是讓地方統計局從人事到財務，擁有更多的獨立性。

東方早報：今年以來中國的用電增速明顯放緩。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上述數據是否容易掩蓋能效總體仍舊偏低的問題？

涂建軍：中國今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降到了7.6％，這是自3年前爆發世界性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低紀錄。雖然現在大家注意的都是分月、分季度的短期指標，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理解，現在的問題在于，官方發布的經濟增長率，和發電、用電等關鍵統計指標間長期存在的相關性，開始變得越來越不明顯。國內外的部分中國問題專家現在懷疑中國國內各種經濟、工業統計指標可能存在涵蓋范圍不全、統計不太準確的問題。而統計失真很可能掩蓋了國內經濟發展、節能減排的真正趨勢，這極其不利于政府部門“十二五”期間的科學決策。

不僅僅是我個人，包括很多中國問題專家，都傾向于使用一攬子指標來衡量中國經濟溫度。比如說，發電和用電量、銀行貸款發放量、火車貨物運輸量、汽柴油消費量、原油進口、沿海港口的煤炭庫存等指標都可以被綜合使用。如果僅看某個單一指標，由于存在統計失真的可能性，那么就非常容易得出一些奇怪的結論。

關于國內整個統計體系這一塊，中國已經到了非痛下決心改革不可的地步。統計失真不僅僅影響到專家學者對國內經濟、能源、環境問題的研究，還影響到決策層對各項重大議題的決策。如果不能真實地掌握本國的經濟活動水平，那么政府部門在能源環境和經濟領域很可能會做出錯誤的決策。我覺得最直截了當、最需要做的，就是讓地方統計局從人事到財務，擁有更多的獨立性。

經濟放緩是能源價改良機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其實在國際貿易市場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能源價格升高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是有可能通過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由下游的進口國來承擔的。

東方早報：現在國務院相關研究機構認為，經濟增速放緩之時，正是能源價格改革的好時機。接下來的問題是，能源價格提高，對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會有怎樣的影響？

涂建軍：這個說法還是有道理的。中國能源價格體系改革，包括天然氣、電力價格和成品油定價機制的改革，以前國家發改委不愿意輕易動，最主要的理由是考慮到需要控制國內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在經濟放緩時對通貨膨脹的擔憂肯定沒有那么強烈。另外，現在國際上油價已經跌了不少，而國內電煤價格最近也有了大幅下跌。從這個角度來說，推行能源價格改革確實到了一個很好的政策窗口期。

但價格改革的障礙還是有的：第一個問題出在政府內部，我們國家經濟是從計劃經濟年代向市場經濟年代轉變過來的，但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市場上還是無處不在。而價格改革的實質就是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很大一部分交還給市場來解決，這將是能源價格體制改革的最大難題。另外，國內在能源領域的壟斷現象還是非常嚴重的，能源價格改革將不可避免地觸及到部分強勢利益集團的“奶酪”。

雖然能源價格改革存在我所提到的這些問題，但從全國治理的角度來看，和歷史積累的大量結構性的矛盾相比較，其反倒不是一個很敏感的政策問題，也就是說它不屬于最難推動改革的領域。如果有可能的話，能源價格改革這類相對不敏感的問題應該要盡快解決掉。不然的話，國內結構性的矛盾會越積越多。

東方早報：中國目前處于國際產業鏈較低的位置，能源價格提高，是否會讓中國失去競爭力？

涂建軍：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點，中國雖然當前處于國際產業分工比較低端的位置，但能源和環境的制約決定了中國必須要大力提升本國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上的地位。能源價格升高可以倒逼中國在節能減排上做更多的工作。

第二點，更高的能源價格可以推進能源領域的技術創新。

最后一點，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其實在國際貿易市場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能源價格升高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是有可能通過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由下游的進口國來承擔的。當然，在國內如何做好低收入人群的補貼工作，也是政府部門需要仔細考量的問題。

東方早報：有這樣一類說法——中國產品很多出口國外，其實是在用較低的能源價格，補貼國外用戶。

涂建軍：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但國內不單單有用過低的電力等能源價格補貼國外用戶的不合理做法，還存在一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觀念的問題。雖然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光電板制造業，但以前的做法是完全依托海外市場來發展本國的光電板制造業，由于高耗能的生產過程都在國內，中國在光伏領域長期以來承受了生產過程的污染和排放，而清潔產品的使用在環境上的好處，國人卻并沒有享受到，這些都是未來政府需要轉變思路的地方。

快速發展頁巖氣

　　需先解決體制問題

即使在美國，為了培養能夠熟練掌握頁巖氣開發水平鉆井、壓裂等核心技術的操作人員，都花了十多年時間。頁巖氣開發技術的掌握，絕不是簡簡單單地買下幾家公司就可以輕易實現的。

東方早報：現在中國對頁巖氣技術非常感興趣。不過目前來看發展緩慢，你覺得中國快速發展頁巖氣，需要突破哪些瓶頸？

涂建軍：中國頁巖氣技術可采儲量據美國能源信息署評估是全球第一。（編注：據國土資源報報道，《2012年國外石油科技發展報告》顯示，全球總的頁巖氣可采資源量為187萬億立方米，其中，中國約占資源總量的20％，為360825億立方米，排名世界第一。全球頁巖氣技術可采資源量排名前五位的國家依次為：中國（約占20％）、美國（約占13％）、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

但迄今全國范圍內在頁巖氣開發實驗區鉆井只有62口，其中24口井獲得工業氣流。這一發展速度確實難以滿足“十二五”期間節能減排的需求。

國內頁巖氣開發最大的瓶頸是體制上的，因為中國整個能源上游開采領域都是高度壟斷的。國內第二輪頁巖氣招標工作原定7月舉行，現在看來很可能要拖到9月甚至更晚。據我所知，第二輪頁巖氣招標只對部分地方國企和私營部門開了一道口。由于油氣上游開采一直高度壟斷，國內沒有任何公司具有足夠的技術實力開發頁巖氣。

考慮到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這幾家大的國有公司技術上都不過關，中國政府在頁巖氣開發問題上應該采用海洋石油的發展模式，具體說就是把國內市場開放以吸引掌握核心技術的外資公司投資，實現市場換技術。

另一個重大瓶頸就是技術這一塊。包括中石化、中海油在內，最近都在北美收購頁巖氣資產、收購相關油氣公司，一個戰略考量就是想盡快掌握頁巖氣開采核心技術。不過即使在美國，為了培養能夠熟練掌握頁巖氣開發水平鉆井、壓裂等核心技術的操作人員，都花了十多年時間。頁巖氣開發技術的掌握，絕不是簡簡單單地買下幾家公司就可以輕易實現的。中國如果想快速啟動這一行業的開發，盡快實現用頁巖氣代替煤的目標，還是應該把體制問題解決好。在與國外掌握核心技術的公司合作的基礎上，逐步解決自身技術能力不足的難題，而不是簡單地在海外買一些油氣資產和公司，然后在國內關起門來慢慢地閉門造車。

東方早報：中國油氣企業近來海外動作頻頻。海外收購能否換來能源安全？

涂建軍：中國石油公司近些年來走出國門的力度越來越大，這應該是一件好事。中國有巨量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儲如果還是過多地用來購買存在很大貶值風險的美國政府債券，而不是更多地用來投資油氣行業的有形資產，從機會成本的角度講，會越來越說不過去。另外，中國對外石油依存度過高，2011年已經達到56.5％，未來這個數字還會進一步上升。

中國油氣公司在海外多擁有一些份額油，對中國的能源安全肯定是有幫助的。但中國政府必須清醒意識到，海外份額油對中國能源安全的改善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因為石油是流動性很強的商品，未來中國應該意識到自己是個石油消費大國，應該盡量跟其他的石油消費國在國際市場上協調合作。中國未來的國家利益會與國際能源署的會員們的利益越來越接近，所以應該和該組織及其成員進一步加強合作，讓石油市場的價格信號和供需關系真正發揮作用。

市場化、國際化都應該是中國解決能源安全問題必須堅持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