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金融的百年變遷是極其顯著的，人們常用“金融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來高度概括這種趨勢。實際上，從微觀上看，這兩個詞還不能表達金融的實際變遷內容，二十世紀末持續不斷的金融動蕩是這些巨大變遷帶來的金融非均衡的具體表現，而且金融制度的變遷滯后于金融業務的變遷，以至于金融運行在失去了金融制度有效約束時，形成非均衡、非效率的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
一、銀行資產負債業務的多樣化
二十世紀初銀行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活期；定期和儲蓄存款，六、七十年代的金融創新和隨后的放松管制，迫使銀行業尋找和開創新的資金來源。以美國銀行業為例，在銀行負債構成中，無息活期存款比重由1954年的74%、1960年的50%下降到1976年30%、1992年的約10%。銀行不得不以短期市場利率大量買入貨幣，并引入可轉讓存單、歐洲美元和聯邦基金交易，來彌補活期存款下降引起的資金缺口。活期存款主要流向了具有更高利息、流動性和支票開立特權優勢的貨幣市場基金。相對于商業銀行，貨幣市場基金最大的競爭優勢在于低運營成本，到1999年底，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總額已經超過了商業銀行的資產總額。
美國商業銀行的存放款比率從六十年代的60-70%上升至九十年代的90—100%，資本比率由1840年的約50%，1929年時約12%，七十年代中期約4%，九十年代約8%。資產中的資產貸款率從五十年代的38%，八十年代的58%，上升到九十年代的62%，傳統的主要銀行貸款業務即工商信貸比重自1985年以來，已經被不動產貸款比重超過。而且，在1985年，消費貸款占工商貸款的比重不足一半，到1990年，上升為工商貸款的2／3。
資金成本上升和貸款利率的下降，導致了商業銀行業資產收益率的降低。為了彌補單位資產收益的下降，銀行一方面提高投資性資產的比例；另一方面，銀行不得不依靠更高的財務杠桿度，以維持適度的資本收益率，此外，也推動了銀行業的集中，以降低服務成本和獲得更大的規模效益。
二、關系金融向價格金融的轉化
關系金融(Relationship financing)指金融業務的開展主要靠形形色色的關系來驅動和維系，價格在關系金融業中只起到次要作用，價格通常不能決定資金配置。在這樣的環境下，借方、機構、貸方間不可能像在價格主導環境中那樣頻繁而快速地更換交易伙伴，限制了交易范圍的擴大和交易費用的降低。存款價格限制和貸款的最大限額、地理分割、金融商品的市場管制等，限制了貸款人和借款人的選擇范圍，是形成關系金融的外部條件。在市場上，金融機構只能以有限數量的產品參與競爭，更新金融交易產品的費用很高，且選擇范圍有限，缺乏價格競爭。同時，客戶也面對有限的選擇性機遇，金融業務實際上就是將嚴格規范化的產品在規定價格限制的環境中出售給客戶，這些關系的維持和發展保證了金融業的長期穩定性和盈利性。
價格金融(Price financing)主要指金融業務的開展主要依靠價格優勢來驅動和維系，每項金融交易被看作是一個孤立事件，受價格吸引資金常會轉移給另一金融交易伙伴，在價格主導環境下，參與者基本上由最優價格或交易引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利率的增長，金融創新帶來了大量的價格調節工具，出現了許多新的市場機會。金融機構的快速擴張要求能夠吸引更為廣泛的資金，建立在過去簡單客戶關系基礎上的金融交易的古老方式，不得不讓路給更復雜的由價格調節的交易方式。當客戶力圖獲得高收益時，非中介者出現了，傳統交易關系的替代品也隨之產生。金融業相應變得更具擴張性和創新性，金融體系更為復雜且多變。其中，金融機構通過追求負債管理來達到它們希望的增長速度，也就是在批發市場購買資金，減少了對零散存款人的依賴。除商業票據市場的成長外，可轉讓存單市場的發展、區域性的貨幣市場的發展，也導致金融業務關系的進一步下滑。過去銀行與客戶之間關系的穩定性和相對簡單化，現已被多樣化的價格敏感性的金融產品和工具所取代。不斷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允許市場參與者避開關系而對價格刺激做出反應。同時在競爭價格下提供產品的能力方面，客戶關系的價值也下降了。通過金融商品的價格競爭，金融交易的范圍擴大，交易成本度大大下降，極大地提高了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務的效率。但是，作為價格金融的代價，金融的穩定性下降了。
三、金融產權關系的復雜化
二十世紀金融產權的復雜化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古典的私有產權模式在金融業中的消失，集所有者、經營者于一體的金融機構已不復存在。其次，金融產權的分散化，絕對控股的所有者越來越少，所有者與經營者幾乎徹底分離。第三，股權資本性質復雜化，既可能是金融資本，也可能是實業資本。最后，金融機構持股關系復雜化，不同性質的金融機構相互持股。
金融產權關系復雜化的核心后果不是產權界定、產權交易問題，而是金融產權收益的配置問題，及其配置扭曲(產權殘缺)帶來的風險增加、效率損失乃至金融崩潰問題。以現代企業制度形式組成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團體產權問題實質上是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在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配置問題。它的最優解應該在代理人在約束和激勵相容的條件下，由委托人效用最大化方程解出。這是金融組織復雜化派生出來的產權剩余分配問題，從側面反映出入力資本作為要素對生產剩余的要求權和信息、知識的經濟價值的上升。從實證上來說，代理成本與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成本、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供求平衡、道德風險的違約成本、違約事件揭露概率等因素有關。現代金融產權問題已經不是由產權制度的正式規則所規范的內容，而只是由非正式規則制約，受到職業經理人力資本市場上供求狀況、社會監督和法律對道德風險約束績效影響的一種配置關系。雖然在現實中難以找出統一的最優方案，但產權殘缺帶來的效率損失和外部性卻是易于識別的。
四、金融服務網絡化
網絡可一般地認為是一組有形或無形的相互連通的路徑，用以傳遞物流、信息流或保持一定的聯系。在經濟意義上，可指經濟關系的結構化連通性，這些路徑連接經濟行為人，并提供一種比雙邊交易更為有效或低成本的連接。另一不同類型的網絡，神經網絡，也與信息和學習問題有關。金融網絡化有兩層不同含義，首先是指金融業務關系的網絡化特征(Financial networks)，如支付系統網絡、流動性網絡和信用網絡等。其次指基于互聯網技術和設施的金融業務和行為(Internet banking)，即所謂的網上銀行或虛擬銀行。后者既是一種新的網絡技術，也是一種全新的金融服務方式，也包含了前者傳統的網絡化金融關系，是銀行業的革命。隨著金融業網絡化，金融業也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可變成本產業，向現代的資本密集型固定成本產業轉變，資本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從業人員減少，但對人力資源的素質要求卻大大提高，人力資本作用和意義大大提高。
金融網絡化具有提高金融交易和服務的速度、范圍、效率等經濟意義外，金融網絡化的安全性、穩定性、擾動傳播、經營策略、產品定價等方面具有很強的金融管制政策意義。網絡的主要特征如網絡外部性、結構冗余度、網絡復雜適應性和網絡的學習與記憶能力，對傳統的金融運行和管制理論提出了挑戰。首先，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不受干預和管制的網絡不可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其次，如果網絡中有可供選擇的其他路徑(冗余的)，其中一段或一個節點失效時，網絡結構仍然是穩定而有效的。第三，當網絡向新的平衡模式調整時，相互連通的復雜適應性使得在一個區域的干預通常在其他區域產生深遠的和難以預測的效果。最后，金融網絡也具有一定的學習與記憶能力，這一功能的發揮有助于減小或消除外部干預的壓力。
五、金融全能化
1999年10月2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意味著1933年實施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的終結，由于此前歐洲大陸的德國、法國原本實行的全能銀行制度，以及日本于1992年6月批準實施《金融制度改革法》，解除金融業務交叉限制，標志著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金融分業經營歷史的終結，從此，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信托、保險混業經營成為全球性趨勢。
如同歷史上金融分業經營的形成具有時代背景一樣，今天金融混業經營主流的形成也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以美國的金融業為例，目前美國商業銀行業的資產在1999年底為4.7萬億美元，只占金融總資產不到20%，甚至已經低于共同基金的總資產額(5萬億美元，1999年底數據)，經營傳統的流動資金貸款業務的商業銀行，在眾多的商業票據、短期國庫券、可轉讓存單等大量貨幣市場工具的沖擊下，在波濤洶涌的金融創新面前，業務日趨萎縮，不得不靠向國外發展和不斷進行金融創新來支撐局面。而來勢洶洶的證券公司(投資銀行)還在傳統業務領域蠶食商業銀行日益縮小的領地，盡管有著良好的監管制度，銀行、證券、信托、保險已在數十年的金融創新努力下，將分業經營的籬笆沖擊得支離破碎，這時的混業經營就似乎是順應潮流的選擇。盡管如此，混業經營的績效和后果，尤其是對國際一體化金融的穩定作用還不得而知，目前的評價還為時尚早。
六、金融非中介化
金融中介行為指在最終儲蓄者與最終借款者之間資金轉移過程中發生的金融機構活動，傳統金融中介機構是存款類機構，如商業銀行、儲蓄機構和信用組織等等。金融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指資金轉移過程中金融中介作用的削弱乃至消失的趨勢，也就是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傾斜逆轉。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繁榮，投資銀行、投資公司、信用卡公司和保險公司的資產相對存款金融機構資產的壓倒性優勢便是金融非中介化偽具體體現。
在金融非中介化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金融管制差別。金融管制差別體現在存款類金融機構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管制措施差異上，前者不僅受到業務范圍、分支機構設立的限制，而且受到法定準備金、最低資本要求、信貸風險分散、存貸款利率的限制，后者卻受到較少的管制約束。這些管制措施不僅限制了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也使相當部分優質客戶進入了直接融資市場，甚至國際市場(歐洲離岸金融市場)。管制措施差異也為那些未受制約和管制的金融機構創造了發展空間和機會，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業務和資產逐步形成壓倒性優勢。
金融非中介化的顯著后果是金融服務價格的市場化，關系金融業務的衰落和價格金融業務的興盛，降低了金融服務的平均成本，提高了服務質量和便捷程度，推動了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進程。在高度市場化條件下，貨幣政策目標也便于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實現。金融非中介化另一重要后果是金融非均衡調節的幅度、速度和范圍的增大，金融動蕩的潛在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市場信息嚴重不對稱和管制效率差時，可能形成嚴重的破壞性金融危機。
七、金融監管自由化、規范化
具有代表性的、嚴格意義上的金融監管始于1913年，以美國的“1913年聯邦儲備法”的實施和聯邦儲備體系建立為標志。在經過了1929年的“大蕭條”的沖擊，和“1933年銀行法”的充實后，金融監管完善了對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業務范圍、組織結構、利率控制的限制性規定，以及執行監管的相關立法和執法程序。在隨后的四十年里，金融體系在嚴格的管制下平穩地運行，為二戰后的經濟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技術進步和金融支付工具的創新，使相對滯后的部分金融監管措施失去了作用，典型的例子就是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管制規定的失效。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部分失效，也使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開始在政治決策領域重新占據主導，開始了放松金融管制的過程。以“1980年吸收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和“1982年Garn--st.Get-main吸收存款機構法”為主要標志，美國開始放松對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業務、利率的管制，在全球激起了一波又一波放松金融管制的浪潮，1999年11月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實施，意味著跨區域綜合化混業經營模式在美國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在這一時期，時逢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深化、國際貨幣體系的浮動匯率機制形成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進展，滯后的金融管制和不健全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風險控制，導致二十世紀最后十年中金融動蕩和危機的頻繁發生。對這些嚴重的、影響廣泛的金融危機的反思，觸發了被稱為再管制的過程。金融再管制不是對已經廢除的管制規則的簡單恢復，而是在更大范圍，采用更統一的資本充足性標準，更精細的風險加權計算方法，對內部控制措施的強化，對金融監管螺旋式的升華。出于對綜合化金融服務模式中各種金融機構邊界模糊、金融資產價值的實時調整和金融網絡結構復雜性的考慮，新世紀的金融管制可能在以下方面增加新的內容：靈活的、實時的資本充足性評估，采用資產市場價值法實時計算包括表內外業務在內的資本充足性，隨時間、經濟發展周期改變資本要求；增加對金融機構激勵結構的監管性評估(可能形成金融監管的第四根支柱)；強化信息披露；加重金融機構管理層和股東的破產責任；提高為不動產開發商的貸款時對借款人自有資本的要求；更嚴格的貸款風險分散指標等等。
據《金融與保險》
一、銀行資產負債業務的多樣化
二十世紀初銀行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活期；定期和儲蓄存款，六、七十年代的金融創新和隨后的放松管制，迫使銀行業尋找和開創新的資金來源。以美國銀行業為例，在銀行負債構成中，無息活期存款比重由1954年的74%、1960年的50%下降到1976年30%、1992年的約10%。銀行不得不以短期市場利率大量買入貨幣，并引入可轉讓存單、歐洲美元和聯邦基金交易，來彌補活期存款下降引起的資金缺口。活期存款主要流向了具有更高利息、流動性和支票開立特權優勢的貨幣市場基金。相對于商業銀行，貨幣市場基金最大的競爭優勢在于低運營成本，到1999年底，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總額已經超過了商業銀行的資產總額。
美國商業銀行的存放款比率從六十年代的60-70%上升至九十年代的90—100%，資本比率由1840年的約50%，1929年時約12%，七十年代中期約4%，九十年代約8%。資產中的資產貸款率從五十年代的38%，八十年代的58%，上升到九十年代的62%，傳統的主要銀行貸款業務即工商信貸比重自1985年以來，已經被不動產貸款比重超過。而且，在1985年，消費貸款占工商貸款的比重不足一半，到1990年，上升為工商貸款的2／3。
資金成本上升和貸款利率的下降，導致了商業銀行業資產收益率的降低。為了彌補單位資產收益的下降，銀行一方面提高投資性資產的比例；另一方面，銀行不得不依靠更高的財務杠桿度，以維持適度的資本收益率，此外，也推動了銀行業的集中，以降低服務成本和獲得更大的規模效益。
二、關系金融向價格金融的轉化
關系金融(Relationship financing)指金融業務的開展主要靠形形色色的關系來驅動和維系，價格在關系金融業中只起到次要作用，價格通常不能決定資金配置。在這樣的環境下，借方、機構、貸方間不可能像在價格主導環境中那樣頻繁而快速地更換交易伙伴，限制了交易范圍的擴大和交易費用的降低。存款價格限制和貸款的最大限額、地理分割、金融商品的市場管制等，限制了貸款人和借款人的選擇范圍，是形成關系金融的外部條件。在市場上，金融機構只能以有限數量的產品參與競爭，更新金融交易產品的費用很高，且選擇范圍有限，缺乏價格競爭。同時，客戶也面對有限的選擇性機遇，金融業務實際上就是將嚴格規范化的產品在規定價格限制的環境中出售給客戶，這些關系的維持和發展保證了金融業的長期穩定性和盈利性。
價格金融(Price financing)主要指金融業務的開展主要依靠價格優勢來驅動和維系，每項金融交易被看作是一個孤立事件，受價格吸引資金常會轉移給另一金融交易伙伴，在價格主導環境下，參與者基本上由最優價格或交易引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利率的增長，金融創新帶來了大量的價格調節工具，出現了許多新的市場機會。金融機構的快速擴張要求能夠吸引更為廣泛的資金，建立在過去簡單客戶關系基礎上的金融交易的古老方式，不得不讓路給更復雜的由價格調節的交易方式。當客戶力圖獲得高收益時，非中介者出現了，傳統交易關系的替代品也隨之產生。金融業相應變得更具擴張性和創新性，金融體系更為復雜且多變。其中，金融機構通過追求負債管理來達到它們希望的增長速度，也就是在批發市場購買資金，減少了對零散存款人的依賴。除商業票據市場的成長外，可轉讓存單市場的發展、區域性的貨幣市場的發展，也導致金融業務關系的進一步下滑。過去銀行與客戶之間關系的穩定性和相對簡單化，現已被多樣化的價格敏感性的金融產品和工具所取代。不斷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允許市場參與者避開關系而對價格刺激做出反應。同時在競爭價格下提供產品的能力方面，客戶關系的價值也下降了。通過金融商品的價格競爭，金融交易的范圍擴大，交易成本度大大下降，極大地提高了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務的效率。但是，作為價格金融的代價，金融的穩定性下降了。
三、金融產權關系的復雜化
二十世紀金融產權的復雜化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古典的私有產權模式在金融業中的消失，集所有者、經營者于一體的金融機構已不復存在。其次，金融產權的分散化，絕對控股的所有者越來越少，所有者與經營者幾乎徹底分離。第三，股權資本性質復雜化，既可能是金融資本，也可能是實業資本。最后，金融機構持股關系復雜化，不同性質的金融機構相互持股。
金融產權關系復雜化的核心后果不是產權界定、產權交易問題，而是金融產權收益的配置問題，及其配置扭曲(產權殘缺)帶來的風險增加、效率損失乃至金融崩潰問題。以現代企業制度形式組成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團體產權問題實質上是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在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配置問題。它的最優解應該在代理人在約束和激勵相容的條件下，由委托人效用最大化方程解出。這是金融組織復雜化派生出來的產權剩余分配問題，從側面反映出入力資本作為要素對生產剩余的要求權和信息、知識的經濟價值的上升。從實證上來說，代理成本與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成本、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供求平衡、道德風險的違約成本、違約事件揭露概率等因素有關。現代金融產權問題已經不是由產權制度的正式規則所規范的內容，而只是由非正式規則制約，受到職業經理人力資本市場上供求狀況、社會監督和法律對道德風險約束績效影響的一種配置關系。雖然在現實中難以找出統一的最優方案，但產權殘缺帶來的效率損失和外部性卻是易于識別的。
四、金融服務網絡化
網絡可一般地認為是一組有形或無形的相互連通的路徑，用以傳遞物流、信息流或保持一定的聯系。在經濟意義上，可指經濟關系的結構化連通性，這些路徑連接經濟行為人，并提供一種比雙邊交易更為有效或低成本的連接。另一不同類型的網絡，神經網絡，也與信息和學習問題有關。金融網絡化有兩層不同含義，首先是指金融業務關系的網絡化特征(Financial networks)，如支付系統網絡、流動性網絡和信用網絡等。其次指基于互聯網技術和設施的金融業務和行為(Internet banking)，即所謂的網上銀行或虛擬銀行。后者既是一種新的網絡技術，也是一種全新的金融服務方式，也包含了前者傳統的網絡化金融關系，是銀行業的革命。隨著金融業網絡化，金融業也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可變成本產業，向現代的資本密集型固定成本產業轉變，資本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從業人員減少，但對人力資源的素質要求卻大大提高，人力資本作用和意義大大提高。
金融網絡化具有提高金融交易和服務的速度、范圍、效率等經濟意義外，金融網絡化的安全性、穩定性、擾動傳播、經營策略、產品定價等方面具有很強的金融管制政策意義。網絡的主要特征如網絡外部性、結構冗余度、網絡復雜適應性和網絡的學習與記憶能力，對傳統的金融運行和管制理論提出了挑戰。首先，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不受干預和管制的網絡不可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其次，如果網絡中有可供選擇的其他路徑(冗余的)，其中一段或一個節點失效時，網絡結構仍然是穩定而有效的。第三，當網絡向新的平衡模式調整時，相互連通的復雜適應性使得在一個區域的干預通常在其他區域產生深遠的和難以預測的效果。最后，金融網絡也具有一定的學習與記憶能力，這一功能的發揮有助于減小或消除外部干預的壓力。
五、金融全能化
1999年10月2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意味著1933年實施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的終結，由于此前歐洲大陸的德國、法國原本實行的全能銀行制度，以及日本于1992年6月批準實施《金融制度改革法》，解除金融業務交叉限制，標志著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金融分業經營歷史的終結，從此，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信托、保險混業經營成為全球性趨勢。
如同歷史上金融分業經營的形成具有時代背景一樣，今天金融混業經營主流的形成也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以美國的金融業為例，目前美國商業銀行業的資產在1999年底為4.7萬億美元，只占金融總資產不到20%，甚至已經低于共同基金的總資產額(5萬億美元，1999年底數據)，經營傳統的流動資金貸款業務的商業銀行，在眾多的商業票據、短期國庫券、可轉讓存單等大量貨幣市場工具的沖擊下，在波濤洶涌的金融創新面前，業務日趨萎縮，不得不靠向國外發展和不斷進行金融創新來支撐局面。而來勢洶洶的證券公司(投資銀行)還在傳統業務領域蠶食商業銀行日益縮小的領地，盡管有著良好的監管制度，銀行、證券、信托、保險已在數十年的金融創新努力下，將分業經營的籬笆沖擊得支離破碎，這時的混業經營就似乎是順應潮流的選擇。盡管如此，混業經營的績效和后果，尤其是對國際一體化金融的穩定作用還不得而知，目前的評價還為時尚早。
六、金融非中介化
金融中介行為指在最終儲蓄者與最終借款者之間資金轉移過程中發生的金融機構活動，傳統金融中介機構是存款類機構，如商業銀行、儲蓄機構和信用組織等等。金融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指資金轉移過程中金融中介作用的削弱乃至消失的趨勢，也就是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傾斜逆轉。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繁榮，投資銀行、投資公司、信用卡公司和保險公司的資產相對存款金融機構資產的壓倒性優勢便是金融非中介化偽具體體現。
在金融非中介化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金融管制差別。金融管制差別體現在存款類金融機構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管制措施差異上，前者不僅受到業務范圍、分支機構設立的限制，而且受到法定準備金、最低資本要求、信貸風險分散、存貸款利率的限制，后者卻受到較少的管制約束。這些管制措施不僅限制了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也使相當部分優質客戶進入了直接融資市場，甚至國際市場(歐洲離岸金融市場)。管制措施差異也為那些未受制約和管制的金融機構創造了發展空間和機會，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業務和資產逐步形成壓倒性優勢。
金融非中介化的顯著后果是金融服務價格的市場化，關系金融業務的衰落和價格金融業務的興盛，降低了金融服務的平均成本，提高了服務質量和便捷程度，推動了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進程。在高度市場化條件下，貨幣政策目標也便于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實現。金融非中介化另一重要后果是金融非均衡調節的幅度、速度和范圍的增大，金融動蕩的潛在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市場信息嚴重不對稱和管制效率差時，可能形成嚴重的破壞性金融危機。
七、金融監管自由化、規范化
具有代表性的、嚴格意義上的金融監管始于1913年，以美國的“1913年聯邦儲備法”的實施和聯邦儲備體系建立為標志。在經過了1929年的“大蕭條”的沖擊，和“1933年銀行法”的充實后，金融監管完善了對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業務范圍、組織結構、利率控制的限制性規定，以及執行監管的相關立法和執法程序。在隨后的四十年里，金融體系在嚴格的管制下平穩地運行，為二戰后的經濟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技術進步和金融支付工具的創新，使相對滯后的部分金融監管措施失去了作用，典型的例子就是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管制規定的失效。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部分失效，也使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開始在政治決策領域重新占據主導，開始了放松金融管制的過程。以“1980年吸收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和“1982年Garn--st.Get-main吸收存款機構法”為主要標志，美國開始放松對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業務、利率的管制，在全球激起了一波又一波放松金融管制的浪潮，1999年11月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實施，意味著跨區域綜合化混業經營模式在美國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在這一時期，時逢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深化、國際貨幣體系的浮動匯率機制形成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進展，滯后的金融管制和不健全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風險控制，導致二十世紀最后十年中金融動蕩和危機的頻繁發生。對這些嚴重的、影響廣泛的金融危機的反思，觸發了被稱為再管制的過程。金融再管制不是對已經廢除的管制規則的簡單恢復，而是在更大范圍，采用更統一的資本充足性標準，更精細的風險加權計算方法，對內部控制措施的強化，對金融監管螺旋式的升華。出于對綜合化金融服務模式中各種金融機構邊界模糊、金融資產價值的實時調整和金融網絡結構復雜性的考慮，新世紀的金融管制可能在以下方面增加新的內容：靈活的、實時的資本充足性評估，采用資產市場價值法實時計算包括表內外業務在內的資本充足性，隨時間、經濟發展周期改變資本要求；增加對金融機構激勵結構的監管性評估(可能形成金融監管的第四根支柱)；強化信息披露；加重金融機構管理層和股東的破產責任；提高為不動產開發商的貸款時對借款人自有資本的要求；更嚴格的貸款風險分散指標等等。
據《金融與保險》
